交错的十字路口、栅栏与人生中的第一家电影院

准确地说，它只是一个三岔路口，即黄叔抗路与福海路的交汇处（现为阮廌路）。但在斜对面，有一条从德波（芽庄车站的火车检修区）出来的泥路。这条路后来被拓宽并铺上了混凝土，仿佛想与黄叔抗路相连，因此它看起来像一个十字路口——一个交错的十字路口。

那是几十年后的发展。在我5、6岁的时候（大约在1973-1974年），德波路还非常冷清，通常是人们从“水机村”（xóm Máy Nước）穿过“杨树园”（Vườn Dương）到福海，再下去“新村”（Xóm Mới）的捷径。我家住在水机村，在国俊学校上一年级时，我就跟着大哥哥们沿着这条路走到福海去玩。

那时，我不仅在道路上看到了交错，也在德波区内外的生活中看到了交错。我们村里大多是铁皮屋顶和木板墙的房子，有一个叫“蹲摊”（Chồm Hổm）的穷集市，一条泥路穿过树木茂盛的苗圃，露出几丛充满乡土气息的香蕉树。而在福海-黄叔抗街角，则是成排整齐的砖房、明亮的商铺和繁忙的交通。

这两个“世界”被德波路尽头附近的栅栏隔开。栅栏那边是繁华的街道，这边是属于铁路部门的土地，荒凉的花园里，废弃的铁轨上停放着破旧的车厢。一天有几次，每当火车快要通过时，看守人就会放下栅栏。火车鸣笛、轰隆隆地通过后，栅栏才会被拉起。

后来有几个月，也许是因为治安原因，看守人一直把栅栏放下，使其变成了一个检查站。只有大人在说明明确理由后才被允许通过，而孩子们则被禁止通行。

我和同班同学阿得（Được）家住得近，经常在栅栏附近闲逛玩耍。在争先恐后地爬上爬下那些停在那里的车厢玩腻了之后，我们便琢磨着怎么去街上。趁着看守人忙于私事或聊天时，我们偷偷溜了出去。几次成功让我们得意忘形。但有一天，我们“落入陷阱”，看守叔叔假装没看见，却突然扑过来，把刚钻过去的我们俩一手一个逮个正着。被狠狠揪了耳朵，疼得眼泪直流，不管我们怎么哭着求饶，他还是把我们扣在原地，逼我们说出父母的名字，让大人来领人才能回家。更惨的是，回到家我们又挨了一顿揍。

但生活的悲哀在于，大人越是禁止，孩子就越是偷偷越界。因为栅栏的那一边才是我们向往的“世界”。那里有兴道（Hưng Đạo）电影院（现在是省社会保险局总部），正在大肆宣传轰动一时的香港武侠电影。在学校课间休息时，我们总是争着偷看高年级哥哥们带去的电影宣传单（program）。

在经历那次终生难忘的挨打后，我和阿得不再偷偷摸摸了，而是等大人准备通过栅栏检查站时，央求他们认我们做侄子带我们过去。我们去兴道电影院看个够。天哪，那些超级巨星的武打招式，那些在色彩斑斓的巨幅海报上被夸张放大的美人们迷人的眼神，是多么美丽啊。甚至连上面用花体字写着的电影名字也显得那么飘逸。我们走来走去，尽情欣赏着电影院和周围的店铺，然后回家。毕竟那时候我们连买面包的5角钱都没有，哪里敢想电影票的事。

在我多次偷偷溜出家门去看电影院之后，有一天，父亲在保禄（Bảo Lộc）长期出差回来后，带全家去看了电影。我们三姐弟（大姐上五年级，二哥上三年级）穿上了从春节攒下来的新衣服，和爸妈一起坐着两辆三轮车去了兴道电影院。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踏入我梦想中的“圣殿”。抬头看着影院内高如穹顶的天花板，我总觉得前面巨大的银幕就像是从天而降。而那张舒适的皮椅，可以随着人的坐姿折叠，站起来时又会自动弹起，真是“神奇”。突然，灯光全熄，一束光线从后面射向刚刚拉开的大银幕。看着银幕上万马奔腾、仿佛要冲出银幕的壮观场景，我屏住了呼吸。骑士们出现了，战斗开始了。从那一刻起，我知道电影院可以用如此先进的技术带我走向奇幻的远方。

1975年以后，我家回到了农村。孩子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露天广场看电影，好像几个月才有一回。那时的“电影院”是合作社的晒谷场，银幕是用流动放映队四根干枯光滑的竹竿架起来的。大人垫着拖鞋坐着，孩子们则全坐在地上，眼睛紧盯着银幕，银幕常常被风吹得弯曲，电影里人物的脸也跟着变形。一天晚上，在看了苏联著名的神话电影《鲁斯兰与柳德米拉》后，夜里在梦中我发现自己和角色一起飞翔，接着又看到自己坐在当年的兴道电影院里。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不仅想念那家旧电影院，还怅然若失地想念那条旧街角，想念那街上的灯光。

现在，每次经过阮廌路与黄叔抗路的街角，我都会放慢脚步。就像在这个秋雨绵绵的下午，起初我只是停下来买一件便携式雨衣，但随后又驻足了片刻，往事如电影般一幕幕重现。

阮永昌